向周恩来学习工作方法

作为毛泽东宏阔战略的主要执行者，周恩来积累形成了许多宝贵的工作方法。这些方法，对我们在新征程上团结奋斗、做好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面对前途方向，善于把握大势

周恩来青年时曾在日本、欧洲求学考察。旅欧期间，周恩来通过总结中国的革命运动、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、教训，得出这样的结论：“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”的中国，“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，没有革命军，军阀是打不倒的。”比较早地提出了以武装斗争夺取胜利的革命道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指出“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”，新中国的外交工作“要有独立的精神，要争取主动，没有畏惧，要有信心”，“急于要这个承认、那个承认，那是旧观念。要有些气概，才能把这个关系摆好”。新中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、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。

面对矛盾冲突，善于灵活应对

面对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冲突，周恩来强调“要坚持原则，但方法要机动灵活，以求达到成功”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面对外交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打压、抵制，周恩来起草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》，要求在原则上坚持“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，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”。在具体执行上，则要求“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，分别处理”。为了发展对外贸易、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，在执行“一边倒”外交政策不动摇的基础上，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，租用外国船只，开展内河运输，以解决运力不足问题；从西方国家进口铝和铅等物资；可大量供给私商外汇，鼓励他们输入汽车、汽油、铁路设备等；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矛盾，有区别地开展贸易往来。

面对不同意见，善于虚心倾听

在工作中，周恩来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意见，正如他所强调，“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，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扩建天安门广场、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，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征求各方面意见。爱国民主人士朱启钤就提出“天安门广场的周围，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。扩建广场，移动华表时，要注意保护”等意见，都大体得到了采纳，得以形成如今天安门广场的基本格局。1961年5月上旬，周恩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查，社员张二廷坦率指出粮食征购问题，之后又将公社遭受的灾情和公共食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如实指出。当地干部说这个人是落后分子，周恩来却说：“这是一针见血的话。”

面对形势变化，善于蓄势应对

1955年4月，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。18日会议开幕后，周恩来不急于发表意见，当天下午，有代表发表攻击共产主义的言论；第二天上午会议快结束时，又有人不点名地猛烈攻击共产主义。这时候，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，另作一个补充发言。在下午会议的发言中，周恩来开门见山地指出：“中国代表团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求团结，而不是为了争吵。”“我们应该寻求我们的共同基础，同时保留我们的不同点。”他还围绕两天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问题，有的放矢地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，并诚恳邀请：“中国俗话说：‘百闻不如一见’。我们欢迎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国家的代表随便什么时候去访问中国。”他一讲完，全场立刻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，大会气氛陡然变了。

面对复杂局面，善于求真务实

周恩来年轻时就曾自我评价“求真的心”极盛。由于看到大好形势下开始出现“盲目冒进”苗头，1956年1月20日，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结论时提醒大家：在经济建设中，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。2月8日，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以更加郑重的态度叮嘱大家：热火朝天很好，但应小心谨慎。我们要使条件成熟，做到“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”。1956年7月起，周恩来主持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，指导有关部门反复算、改、写。1960年6月，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会议期间毛泽东反思“大跃进”中的失误，在《十年总结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，大部分指标，如钢等，替我们留了三年的余地，多么好啊！”

面对关键当口，善于把握细节

在多年工作中，周恩来养成了举轻若重、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。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，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。周恩来特别交代：要选好放映日期，不要在开会的日子，也不要在周末；请柬分成两种，一种指名邀请，一种不写名字，以便于让中国台湾、南越、韩国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；放映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时，请柬写上“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——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”。此次活动大获成功，增加了外界对新中国的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