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一代青年，都有自己的难路要走

——读《重走》有感

张媛媛

杨潇从长沙走到昆明，他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，并将这三千五百里的旅程经历形成《重走》一书。《重走》虽主要记录的是西南联大的历史，但它绝不止步于西南联大，从这三千五百里的悲壮长征中，我们更应感受那段特殊时期里，青年们、学者们的人生态度，看他们怎么处理雄心与现实、个体与时代的关系，从而实现人生的意义。

雄心与现实

这是那个时代困惑很多青年、学者们的难题。其中就包括了“大学教育到底因为什么才是值得的？”大多数人认为，大学学历的拥有者将更有优势去角逐一份有更高回报的工作，这种回报是综合性的，包括经济、社会地位甚至工作环境。可实际情况并不全然如此。比如赵元任，作为“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”，抗战还未全面爆发之时，他潜心研究学术，他的语音研究室，隔音地毯是北平定制的，各种仪器也都是外国订购的。但抗战爆发，赵元任也只能被迫和机构一起南迁至长沙。战争生活的颠簸，资料的难以保存，田野调查的寸步难行，他最终携妻子移居美国，但他毕生都没放弃对学术的追求，在美期间的诸多研究成果，为我国汉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西南联大那一代年轻学子和他们的老师们，有幸学贯中西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代学人，却不幸被卷入一系列的战争与革命，雄心受阻于现实，但从未被现实击败。所以，梁思成夫妇会觅机寻访古寺、闻一多会沿途采集民谣、李霖灿后来毕生致力于纳西族文化研究。

个体与时代

相信现在的我们也经常思考这个难题，也会感慨大势所趋下个体的渺小，或是及时站在风口、抓住机遇的紧要。战争时代的青年，很多时候面临的是生死的抉择：抗战仅一年，中国空军主力全部打光。那个年代，中国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到为国捐躯大多用不了半年。换言之，一个飞行员，从他毕业开始，他的生命只有六个月。他们殉国时，平均年龄尚未超过23岁。杨潇在书中转述史景迁的话“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：浪费掉了机遇，浪费掉了资源，也浪费掉了生命”。可我也深深敬佩这种“浪费”，通过《重走》叙述的那些故事、那些细节，我清晰地感受到他们迸发出的生命之光。他们其实是有别的选择的，毕竟那么年轻，那么优秀，大部分还家境优渥，但他们选择了向时代致敬，选择了为国牺牲。就像林徽因在悼念飞行员胞弟林恒时所述：“弟弟，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，来哀悼你的死；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。”个体在时代面前，那么渺小，却又那么伟大。

幸运如我们，生于和平年代没有那么多动荡不安、轰轰烈烈需要经历，没有动辄涉及生死的抉择需要面对；不幸如我们，安稳的生活日渐消磨了我们的斗志，微信、微博等各式终端侵占了我们的时间。我们其实应该去思考，时代因素之外，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与他们的差距？个体是要顺应时代，但不是屈从于时代。伟大的时代终归是需要一个个伟大的个体去创造、去成就的。

人生的意义

这是一个与每个人的生活现实相关的难题，也是一个横贯古今中外的哲学命题。为什么活着？什么最重要？赵元任南迁长沙时，妻子杨步伟认为钱买不到的东西最重要，所以她把丈夫写了31年的日记还有4000多张照片包了7小包，寄给赵元任在纽约的朋友。这些日记和照片完好保存至今，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珍贵史料。抗战时期的飞行员们，认为保卫家国、为国牺牲是生命的意义所在。所以即使明知开始即是悲剧，仍然义无反顾。我们现在又认为什么最重要呢？在当今这个信息过剩、注意力过散的流量时代，最重要的可能是行动。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不怕困难、不讲条件，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便是难得了。正如冯友兰所说：“人生就是，活着就是活着……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，你就好好过生活，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，就没有问题”。

八十多年前的同龄人，正逢抗日的黑暗岁月，面临的是肉身的折磨，还有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的考验，其中的艰难困苦是我们今天不能想象的；今天的我们，面对的是物质文明的迅速膨胀、信息更新的日新月异以及激烈竞争下的虚无感，当然也难、也累、也不易，但这不是我们选择“躺平”的借口。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，也不必学杨潇一样，要重走“联大路”去寻求心灵的归宿。但我们要明白，每一代的年轻人，都有自己的难路要走，任何时代，人要真正创造些什么，留下些什么，都是需要历经艰难，经受磨砺。“人生不易得的是闲暇，更不易得的是患难”，我们不应害怕，也不必抱怨。